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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范例(一)

2020年08月31日    作者:杨忠科    浏览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教育刑的理念及其表现

张东平

(上海市虹口区 公务员局,上海200086)

要:在近代教育刑思潮的引领下,民国监狱的感化教育备受推崇。近代教育刑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个体系,其构成包括监禁制、累进制、假释制、不定期刑、保安处分等各种行刑制度。清末刑制改革以后,教育刑理念渐居主导地位,监狱当局力倡行刑感化主义。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刑成为引领监狱行刑变革的主流,并基本奠定了现代监狱教育模式的主体格调。

关键词:民国;教育刑;监狱;感化

 

中图分类号:K262.9;D9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004(2010)06-0029 -04

民国肇始,刑律更新,狱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刑罚的教育使命广为推崇。监狱学者孙雄指出:“古时刑罚尚威吓,故监狱专以残酷为主旨。今日刑罚重改善,故监狱以教育感化为原则。”[1]3南京国民政权成立后,监狱当局不遗余力地推行感化教育,教育刑成为引领监狱行刑变革的主要理念。

一、教育刑的发展源流

在人类未开化的先古,刑罚的血腥是东西方文明之殇。即便自由刑兴起后,刑罚酷烈的遗风一度犹存。赤裸裸的刑罚暴力在西欧中世纪盛行一时,成为刑事古典思想血淋淋的反映。刑事古典学派注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2]由此主张通过重刑威吓与心理强制来实现刑罚的功利效果。19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等蓬勃发展,然而犯罪数量不减反增,尤其是累犯比例居高不下,导致犯罪的祸患与文明的繁荣形成了一个阴暗而惨痛的对比,刑事古典主义的批判和质疑声随之四起。尤其是实证主义与人类学派的研究开始动摇古典学派意志自由的价值核心,其不仅彻底与报应主义决裂,而且完全摒弃了威慑与强制的刑罚内核,代之以着眼犯罪预防的未然状态的矫正目的,在使刑罚意义发生裂变的同时,也为现代教育刑的提出清理了道路。刑事人类学派打破了自由意志的神话,对刑罚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观念,提出了与古典学派道义责任论针锋相对的社会责任论,从而将刑罚功能改定在矫正与救治的定位上。

刑事社会学派的兴起,使犯罪的社会原因受到更多关注,其在继承社会责任论的基础上,推翻与颠覆了自由意志论,力主“自由意志仅为我们内心中存在的幻想,则并非人类心理上存在的实际功能。”[3]141实证派犯罪学认为,“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永久地或暂时地置身于一种个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状态之下,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之中。”[3]132在此基础上,刑事社会学派否认刑罚的强大威慑,“对犯罪原因的深入研究表明,人不犯某一种罪行,是因为有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不是畏惧刑罚,这些强有力的基本原因并非立法者的威吓所具备的。”[3]155因此,刑事社会学派力主改革刑罚制度,并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前瞻性为基础,要求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个性特征而施以科学矫正,从而完成了由关注犯罪行为到关注犯罪人的划时代的转变。

以人格矫正为基础的教育刑由此应运而生,刑罚功能开始着眼于社会防卫与罪犯感化。教育刑作为对刑罚功能的革命性改造,强调罪犯的再教育和再社会化,其最终目的在于使罪犯复归社会生活。

收稿日期:2010-09-09

作者简介:张东平(1980- ),山东聊城人,上海市虹口区公务员局,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

二、教育刑的制度构成

近代教育刑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个体系,其构成包括监禁制、累进制、假释制、不

定期刑、保安处分等各种行刑制度。“行刑制度,为执行场所管理犯罪人所用之方法,行刑之目的,在化除恶性,养成技能,锻炼体格,使出狱后,回复良民社会,为国家社会有用之人,而行刑制度,即系图谋达到此目的之手段也,故必制度完善,而后可有行刑功效。”[1]87

(一)分房监禁制

分房制最早见于17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监狱,囚犯昼夜绝对隔离,以杜绝罪恶传播,促生悔悟之心。但严格分房制有悖人性,易损精神健康。1820年纽约州奥本监狱遂改行宽和分房制,即夜间绝对分房,昼间作工、运动等时有合作,虽须保持严肃静默,但却避免幽闭独居之苦。分房制合于人格主义,强调刑罚特别预防与囚犯个别处遇,比杂居制更符合感化要旨。分房制可使囚犯感受剥夺自由的刑罚威严,亦可启发反省忏悔。“人类是交际的动物,交际的欲望,根于天性。今以罪犯,使屏居于四方坚壁围绕的斗室中,抑郁谁语,视听俱绝,其痛苦自不堪言,所以虽属残暴凶恶之徒,初入狱中,不无残暴举动,卒因无一物横于眼前,无一人称其智勇,亦自觉其无谓,积威既久,遂折而归于镇静。或因独处寂寥之故,孤衾长夜,追忆往事,念及父母妻子昔时的乐事如何,现时的生活如何,萦回方寸,此一瞬间即苏生其忏悔良心的机会,善念萌动以后,所有一切感化方法,便可乘机而施了。”[4]293-294

中国古时监狱向来混同杂居、良莠不分,唐代时始有贵贱或男女异狱,至清末时则有分类杂居制。民国以降,囚犯以分房监禁为原则。据南京国民政府《监狱规则》,杂居者无论是在监房还是工场,均须斟酌其罪质、年龄、犯数、性格等予以隔别。同时规定,监狱长官及教诲师至少每10日一次访问分房囚犯,看守长须常访问之,其旨在隔断有害习染的基础上促行有益交际。“看守与技师,职务上每日必为数次的指导,教诲师、医师亦然,即典狱官亦时时访问,就囚人品性上,为有益的谈话,其他认为改良感化上有利益时,并许其最近亲族接见或通书信和,孜孜励于作业,虽长日亦觉其短,有时使看有益的书籍,则心神亦为少舒,此皆感化囚人的方法,惟分房制行之最为有效。”[4]294

(二)人格调查与阶级制

行刑感化教育的要义在于因材施教,人格调查则是行刑科学化的方法基础。“人类的行为惟有自全性格观察,始得理解,故不可陷于报应主义的见地,借行为以论性格,而须站在实证的立场,以性格为评价行为之标准。在细微的犯罪上固可发现大恶性,在重大的犯罪上亦可发现小恶性。凡是一切处遇方法之决定,须以基于人格调查的全性格之认识为基础。”[5]人格调查是从批判无差别待遇而产生的科学方法,而阶级制则是与此相对应的行刑技术。“阶级制者,系斟酌犯罪者刑期,分为几个时期,或几个阶段。由分房而杂居,由杂居而假出监,有依序渐进之义,故又称为累进制,其管理,初严而后宽,其待遇始劣而后优,盖其经过刑期愈久,如果其行状愈良,则其级数愈高,而取得自由之量愈大,其享受亦愈佳,不用鞭策,得收自动前进之效,毋须劝导,有日新月新之功,堪称为管理囚犯鼓励向善之最完善制度。”[1]94阶级制是近世各国监狱处遇囚犯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行刑制度中最富有技术性者,其“用意在焕发罪囚之希望,促成善良之风习,其要旨在层累而进,力求改善之义之贯彻,循序化导以驯养服从规律之习惯。”学者孙雄称其“实为感化教育之良法”[1]7。阶级制在穿衣、住宿和劳动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写信的机会、看书和家庭探视甚至劳动的报酬方面使用不同的激励机制,足可诱导囚犯奋发自励。

阶级制为南京国民政府监狱行刑所青睐,并最早在四川平武外役监和山东少年监试行。1935年国民政府《监狱法草案》专章规定了累进制,累进处遇分为五级,新入监者从第一级起依其感化成绩依次递进。1946年《监狱行刑法》亦规定,刑期一年以上之受刑人,为促其改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应分数阶段,以累进方法处遇之;但因心身状况或其他事由认为不适宜者经狱务委员会决议得不为累进处遇。1946年国民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行刑累进处遇条例》。累进制之立法“等于昭告中外,中国监狱行刑,是教育刑,是感化刑,不是报应刑,更不是威慑刑。”[6]然而,事实上累进立法与实践多有脱节,“监狱多以设备不完,未能实行此制”,累进制的适用也只能“留待将来”。

(三)不定期刑与保安处分

近代行刑宗旨在于教育改善,刑罚力度应与罪犯恶性相称,因而刑期长短应取决于囚犯改善之迟速,绝非预先所能量定。而不定期刑则是教育刑的必然产物,其作为刑罚个别化的极致,依囚犯改悔程度缩短或延长刑期,合乎刑罚经济原则。不定期刑必定适用于以感化为宗旨的监狱,但却需要行刑技术的辅助。假释便是其中重要的策略,其可缓和刑期过长的弊害,但对延长刑期无能为力。而在社会防卫主义的驱使下,浸润着教育因子的保安处分应运而生,构成刑罚与保安处分兼收并蓄的二元模式。“保安处分者,为防卫社会,预防犯罪,国家以公法上之制裁,施诸科刑不能而又有危险性之私人,剥夺其法益一种法律上之效果也。”[7]保安处分最早由德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其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在1893年瑞士刑法草案中率先运用,到20世纪时盛行于西方各国。保安处分是刑罚的一种补充或替代,针对有危险之虞但却无法科刑的情况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保安处分建立在受处分人品性调查的基础之上,以不定期拘束为特色,处分期间亦依改善或消除人身危险与否而断;仅有犯罪之虞而无犯罪事实仍可施加处分以重预防,因而可藉以发挥不定期刑的机能,弥补假释之不足。

以行刑效能言之,保安处分“对于刑罚不能收效之人犯施以刑罚以外之处分,以涵养其德性,改善其环境,授以技能,去其痼疾,使之复成为健全之国民,法良意美洵至善也。”因而,“刑罚与保安处分,为近代刑法上之双轮两翼,有相辅而行之功用。”[8]29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安处分受到当局极力推崇,“其有益于社会安宁秩序至重且大”。1935年国民政府新刑法参照近世刑事政策之趋势及最新立法例,特设保安处分专章,共计14个条文。根据该刑法规定,保安处分分为七种,包括感化教育、监护、禁戒、强制劳动、强制治疗、保护管束及驱逐处分,足见保安处分之立法地位。其中,感化教育处分是保安处分的一种,适用于未满14岁之幼年,或未满18岁而减刑的轻微犯罪。可见,“感化教育有用之于感化院者,有用之于监狱者。”[1]160

(四)假释制与自治制

假释制始自英国,传入欧洲大陆,至今世界各国几无不采用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假释乃视为行刑权的妙用,不仅促使囚犯迁善,而且可防再犯之虞。假释不仅利于减轻监狱羁押负担,且可强化囚犯改悔的自觉,又可为囚犯出狱提供缓冲。假释一般须以囚犯在监表现及悛悔实据为前提,将有条件的释放与改悔的主观努力结合起来,因而对罪犯感化不啻为一种鼓励。实际上,假释制引入中国始见于清末变法。《大清刑律草案》“假出狱”案语称:“假出狱者乃既经入狱之人,其在执行之中,尚有悛改之状,姑予以暂行出狱之法,以奖其改悔也。本制以使人迁善为宗旨,故执行刑法之时倘其人有改过迁善之实,即不妨暂令出狱。”可见,鼓励囚犯改悔“假出狱”制的出发点。民国时期的《监狱规则》亦均有假释规定,并专门出台了1913年《假释管理规则》和1948年《假释审查规则》。不过,假释须经严格审查,不排除有“狡猾犯人,用虚伪手段,欺人耳目,藉图假释”,因而改悔实据的评判需要对在监人长时间的缜密观察。

与假释激励监犯积极悛悔相似,自治制不失为激发责任和团体意识的行刑方法。自治制始于美国,即由监狱组织囚犯团体,将行刑事务交由囚犯自行经营和管理,以养成囚犯自重精神与自治能力。自治制的理念在于培养、而非制造良善之人,首重囚人公德心和利他心。自治制可以发挥囚犯主动意识,树立独立与合作观念,这对其复归社会生活是必要的。在自治制中,监狱官处于辅助地位,囚犯却具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因而自治制实际上是对传统行刑制度的革命性的颠覆。南京国民政府监狱当局则把自治制列为累进制的一部分,囚犯改善悔过至一定程度便有限制地允许其自治。

(五)出狱人保护制

对于受感化之囚犯,若防止其出狱后再犯,莫如出狱人保护之制。“监狱之目的,非仅以监狱本身的作用始能奏效,必待社会道德事业中的出狱人保护事业,已臻完备,始能达其目的,而奏防压犯罪的效果。”[4]320-321出狱人保护实系监狱行刑的延伸,累犯预防之术端赖此制。由于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与自新障碍,出狱人保护合乎人道伦理与刑事政策的双重要求。“获罪入狱,固称为犯人,但刑满出狱,即非犯人矣。若以刑事改善主义言之,且应称为良民,而世人不察,多仍以犯人目之,羞与为伍,甚至父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使无容身之地,此情此境,自非出于再犯一途不可。”[1]181民初司法总长许世英亦深刻指出:“吾国人之心理,对于犯罪者常有贱恶之思,对于出狱者,遂不免存猜嫌之念,避之若浼,弃之如遗,甚或外与周旋,内存顾忌,防备之不暇,尚何保护之足云。然而特此观念,永永不变,则曾经犯罪者,虽欲迁善改过,而既为社会所摈弃,亦遂甘心作恶,荡然无复廉耻之萌,就令刻意自新,而无术谋生,弱者转乎沟壑,强者安于攘夺,再犯日众,狱费日繁,国民之负担,日以增重,亦殊非社会和平之福也。”[4]100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充分认识到了出狱人保护的重要性,遵循监狱感化与出狱保护并重的立法原则,先有1930年的《出狱人保护事务奖励规则》,后有1933年《出狱人保护组织大纲》出台。根据该大纲规定:“凡出狱人之贫无所依,确有自新实据者,得享有下列之保护:甲,介绍,量其所习职业介绍各处;乙,资送,遇有出狱人之为异籍必须回籍者得设法资送之;丙,资助,借贷衣食费,俟其得有职业后归偿;丁,调查,随时调查其品行等项以为指导之资。”尽管有良善的立法指导,并在北平、烟台、广州等地有新民辅成会、俄犯救济会等出狱人保护会之设,但这些出狱人保护组织办理成绩“尚无确实之报告”,出狱人保护制度的效果实属有限。

三、教育刑的理念支撑

“监狱管理学和刑事学,它们在20世纪最初十年出现,在1937年中日战争前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些为监狱改良的实施提供了知识结构为主的参考框架。”[9]130并且,“律师、法官、地方官员、狱吏、检察官和社会学家们都是这种新知识的传播者,他们参加国际会议,同时通过交流、演讲、文章和书籍的方式介绍一些国外的重要改良。”[9]147这些法律精英的努力为民国以后教育刑理念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政策也由此导入了触及灵魂的深刻变革,“由罪刑等价主义,侧重于罪刑个别主义;由客观的事实主义,侧重于主观的人格主义;由道德责任主义,侧重于社会责任主义。”[8]293特别是新刑法颁行后,监狱行刑价值加速了从客观趋向主观、从罪行报应趋向社会防卫的转变。“换言之,罪刑之处理,趋重于犯罪原因,而单以犯罪事实大小为标准,依照各个犯人之犯罪原因,施行个别之改善,使其重新适应社会,以维护社会之安宁也。”[10]犯罪预防论、社会防卫论及罪犯矫治论的引入与确立,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的教育刑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

1912年司法总长许世英在司法计划书中提到:“凡人初性本善,未有生而犯罪者,其不幸而陷于刑网,大抵皆出于迫不得已之行为。”[4]100对人性善的承认,是实施感化教育的前提。这是因为,“欲求犯人自新,则监狱官吏,先须深信犯人可以自新”,[1]239通过施以感化培植和教养其良善之心。监狱学者孙雄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日监狱之作用,其最大目的有二,一曰预防犯罪,一曰减少犯罪。预防云者,使社会一般人,皆知有此机关,心存警惕,不敢轻而尝试也。减少云者,于犯人入狱后,除加以相当之限制外,并酌察个性,施以种种之教育,使之感化改良,出狱后不至再犯也。二者之目的达,庶国家之安宁秩序,不难维持而保全矣。”[1]3应当说,行刑的犯罪预防观与罪犯教育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犯罪预防于事先,犯罪感化于事后,犯罪防治重在治本——消除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安定因素。

相比清末与民初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治狱理念受西方行刑学的影响更深远、更持久。当时的西方行刑新思潮认为:“刑人以罪,所以保护社会也。故刑乃施之于犯法之人,而非施之于所犯之罪。如是则以使犯人自新,乃法律之目的。故监狱第一宗旨,即在使罪犯改悔自新,而不取报复主义。”[1]235概言之,近世行刑以改善为主旨,尽显社会防卫主义。“凡犯罪者,多具有恶性。若任其混杂于一般社会群众中,每有侵害他人之法益或恶化他人之虞。故置之狱中,使与社会暂时隔离,如医生对于患传染病者,令其住隔离病院,以防传染他人之意义相同也。”[1]6-7这种论点直接体现了监狱行刑的功利目的。民国监狱的设置意在感化囚犯,其目的非仅判处囚犯以相当徒刑,一方面使其与社会隔绝,以免社会继续受侵害;一方面使其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冀其在狱中潜移默化、杜绝恶念。可见,监狱行刑宗旨不仅仅是出于保护社会的需要,其着力点更是放在罪犯矫治上,“重在化除恶性,回复良善,或以教诲培植其道德,或以教育增进其知识,”[1]7待遇管理宽严互用、惩教兼施,以收感化之效。难怪有人将监狱与囚犯视同医患关系,囚犯感化教育关键在“诊治病根、恢复健康”。这种罪犯矫治论点颇为深刻,现代监狱的教育矫正制度即发端于此。

“刑罚之目的,重在预防,而监狱之精神,端赖感化。”[11]好在民国时期频繁的政权更迭并未中断教育刑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各时期的监狱行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扬弃着清末以来刑制变革的成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的教育刑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并由此奠定了现代监狱教育模式的主体格调。在全新的教育刑理念的引领下,中国传统的监狱行刑模式加速了面向现代化的转型。

 

注 释:

①刘云:《通饬各监狱励行累进制贯彻改善主义案》,载河南省劳改局编:《民国监狱资料选》(上),河南省文化厅批准印刷1987年版,第267页。

②鲁师曾:《监狱实施累进制方法期收感化之效案》,载河南省劳改局编:《民国监狱资料选》(上),河南省文化厅批准印刷1987年版,第266页。

③朱树声:《筹设执行保安处分之场所以贯彻保安精神案》,载河南省劳改局编:《民国监狱资料选》(上),河南省文化厅批准印刷1987年版,第317页。

④梁仁杰、赵士北:《设备执行保安处分之处所及其监督方法案》,载河南省劳改局编:《民国监狱资料选》(上),河南省文化厅批准印刷1987年版,第316页。

⑤参见:《昨讨论犯罪问题:多数专家在席上郑重提出政治经济不安定是其主因》,载《伪上海监狱囚犯等情况剪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档案号:Q177-1-8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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